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标语也是一种“标榜”，是赤裸裸的标榜，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团体的内部行为，而是面向社会的政党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朱自清在《论标语口号》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我读小学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校园的围墙上用红字写着“五爱”的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有几张标语，我记得最清楚的则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使我懂得要为社会做贡献，做事要全力以赴，不能偷懒耍滑，到读大学时，我才知道它是鲁迅文章里的话。名作警句、名人名言，也常常作为学校、机关、企业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起着激励或劝戒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不自由，勿宁死”，是为反法西斯战士鼓舞士气；日本福岛地震一周年，一位反核人士刷在背上的标语：“不要为了赚钱，舍弃生命和自然”，是对见利忘命者见利忘世者的规劝。

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由来已久，延绵至今。从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清朝末年革命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从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列强，根除军阀”，到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区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从建国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胜枚举，无计其数。

“文革”是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的海洋，不断掀起“拥护”“捍卫”、“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炮轰”“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口号浪潮。

新时期的标语，数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新鲜，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最妥贴；数“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坚决，数“稳定压倒一切”最持久。我国不再写“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标语了，日本人却将这条标语贴在公司显眼的地方。

现在城里的标语越来越洋气，越来越豪华，不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红彤彤的丝质横幅上，那白色或黄色的印刷体标语，成为街道和楼房、机关和居委会一道道亮丽的装饰，民众已司空见惯，其内容并没有多少语文学意义，勿庸举例。

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标语之宣传恰与其本义相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巨幅标语恰恰背离了节约原则，大量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却造成环境污染。有些标语与周围环境不谐调：立交桥上树着“高举旗帜”的巨幅标语，旁边却是路政部门立的“限高几点几米”的牌子；高速路上树着“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旁边又有路政部门立的“限速”牌子。悬挂、树立此类政治标语而不考虑周围环境，实在是不严肃。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标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健康）请勿酒驾（请勿吸烟）”之类，或许这些善意的提醒，才是时代的标语，可作公益广告看待。

农村的断垣残壁上至今还留着大搞计划生育时期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除“只生一个好”是政府号召外，“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则是当地干部野蛮行径的遗存，也该清除了。

摘自：湖北日报 罗维扬